这是纯粹的主观唯心论，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客观事物是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的。
[125]《传习录中·答顾东桥书》。比如他说：如称某人知孝，某人知弟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，方可称他知孝知弟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，便可称为知孝弟。
关于形而上与形而下，他说：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，彻上彻下，只是一贯，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？一阴一阳之谓道。王守仁之所以这样做，正是由于他抹杀了主观同客观的区别，以主观精神代替客观存在的结果。因此，只说心即理也，并不是王守仁哲学的特点。他本要说心体至善，但至善被绝对化了，变成没有对立的绝对的精神实体。他同意朱熹明德为本、亲民为末，明德为体、亲民为用的说法，但反对朱熹分本末为两物。
王守仁哲学中的禁欲主义，要比朱熹彻底得多。他认为善恶不是相对而存在的。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。
关于形而上与形而下，他说：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，彻上彻下，只是一贯，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？一阴一阳之谓道。王守仁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。不必到圣人书上求是非，只要在自家心上求是非就够了。[45] 可见，王阳明所谓心无内外、性无内外，其实是包万事万理于一心之内，其实是有内而无外，就是以主观精神吞并客观世界，主观精神之外，没有也不能有任何存在。
在本体论上，他同朱熹虽有分歧，但主要是批评朱熹析心与理为二，并不反对朱熹的心本体论。他之所以提出良知作天地万物本原，作造化精灵，还在于强调一个知字、灵字。
但是，他同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却早有定交。[72] 从本体或源头上说，性是至善。[136] 根据他的心理为一的学说，所谓学、问、思、辩既是学又是行的思想，抹杀了学与行的界限，认为学与行都是从心体良知中发生出来的精神活动。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，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？[82] 他自己承认，所谓虚无本体（即良知）同佛道无异。
这就克服了朱熹把体用、动静分割开来的缺点。[43]《稽山书院尊经阁记》，《阳明全书》卷七。他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夸大并绝对化了，把它说成是世界的本原。但是，他的天人合一说，是一种绝对同一的无差别境界。
他还提出以身为本，以天下国家为末的思想，把王守仁的心本体论变成了明哲保身的世俗哲学，多少反映了一些时代的特点。像圣人那样，纯乎天理。
但他既然提出内外合一之说，就意味着没有完全否认外物的存在。他认为一就是天理，主一就是一心用在天理上，因此居敬就是穷理。
他认为善恶全不在物，而在人心。他明确地说：仙家说到虚，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？佛氏说到无，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？但仙家说虚，从养生上来。但从它的思想内容和哲学演变的角度来看，它同朱熹哲学有直接关系。良知本来就是当下具足，不须假借，这一点同朱熹有所不同。学习孝道，是指封建伦理道德的学习，但这种学习也必须在躬行中学。从认识方法讲，朱熹更强调归纳，王守仁更强调演绎，从不同方面谈到了认识问题。
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，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。他把朱熹的主要著作如《四书集注》等说成是中年未定之说，思改正而未及。
行时如果不以知为指导，所谓行也不能笃实。（二） 如果说良知说是王守仁的本体论，致良知就是他的方法论，二者是不可分的。
如果还有对立，那也只是主观意识自己同自己的对立，即意识的自我对置，而不是意识同物质的对立。气即是性，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。
发动处有不善，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。[131]《传习录中·答顾东桥书》。问题不在于朱熹把心分为人心和道心，朱熹也说心一也，但顺乎义理则为道心，顺乎物欲则为人心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在具体论述知行关系时，王守仁并没有把知行说成毫无区别，把行说成只是意识活动，而是常常在道德实践的意义上说的。
因此，他提出：吾辈用功只求日减，不求日增。当反映者不在时，被反映者未成为反映对象，没有得到反映，因此同归于寂。
正因为如此，它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。但尽管有条理之不同，却不出于我的良知，只要致此良知于事亲从兄，就能尽了天下道理。
[88]《传习录中·启问道通书》。关于心性问题，王守仁明确提出：心即性也。
王守仁认为，心有体用，性是心之体[66]，是理而不是气。二、心本体论的完成 （一） 朱熹是理学中第一个提出心本体论的哲学家，但由于他的理学体系的需要，这一思想没有被最后确定下来。理学家都很崇拜圣人，王守仁却更强调自我，我的良知就是圣人，人人都是圣人。悟得及时，只此一句便尽了，更无有内外之间。
他也不是唯意志论者，他所谓意，并不是意志，而是意识，有知而后有意，无知则无意矣。由此可见，王守仁心学思想在形成过程中，直接受到湛若水、陈献章等人的影响，是毫无疑问的。
既然日用见闻都是良知本体的发用流行，都不在良知之外，因此，体即良知之体，用即良知之用，宁复有超然于体用之外者乎？[118] 故日用见闻正是格物致知用功之处，只是不要忘记，日用事为皆是良知之发用，而良知不离日用事物。都不在心外，而在心中。
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，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，初非有二心也。他认为朱熹的格物之学繁难而无必要，因为天下事物，不胜其烦，如何一一知得，即使知得了，也无关于作圣之功。
